http://www.cheungmankwong.org.hk/debate/detate20001207.htm張文光議員發言全文如下：
代理主席，特區政府的教學語文政策，是教育政策中最混亂、最飄忽、最左搖右擺的政策，簡直一塌糊塗。
今天立法會辯論中英並行的教學實驗，去年年底仍是實牙實齒，今天可能已經改頭換面，面目全非。有報道說，教育署已擱置了這個教學實驗，辯論變成馬後炮。我不知道這個報道是否真確，但是，過去香港教育改革不斷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政策朝令夕改，累死教師，禍及學生。
在殖民地時代，重英輕中，九成的學校都採用英語教學，很多學生中英文學不好，知識又學不到，兩頭不到岸。最後，教育署推行母語教育，加強英語教學，希望提高學校的教育質素，起碼讓學生學得清楚，聽得明白。
但是，教育署的母語教育政策，極度草率。糊里糊塗地找出一百114間中學，繼續進行英語教學，餘下的三百多所中學轉用母語教學，人為地在學校中造成分化，英文中學成為優質名校，中文中學成為次等學校。推行母語教學的結果，竟然變成歧視母語，引來怨聲載道。
於是，不斷有學校要求變回英文中學，成為優質名校。最近，教育署接納了「母語教學工作小組」的意見，推行中英並行的教學實驗，再一次為母語教育帶來大混亂。教育署選擇了10所中學，用分班或分科的模式，進行中英雙語教學。這個計劃，由設計到執行，都是一片混亂，一塌糊塗。
代理主席，教育界對這個計劃，抱有極強的質疑：
第一． 教育界質疑這個計劃的目標。為甚麼母語教學推行不足三年，成效仍然有待觀察，教育署卻要拆母語教學的台，在中文中學進行局部的英語教學。這個新的實驗，讓教育界憂慮母語教學將要無疾而終，語文政策又要來一次大折騰。
第二． 教育界質疑計劃的10所試點學校，是怎樣欽點出來的。教育署說，學校是隨機抽樣的。但是，隨機抽樣的結果，卻抽出母語教學工作小組主席的學校，也抽出教育統籌委員會教育改革三頭馬車的學校，又抽出在回歸前備受壓迫的愛國學校，更抽出一所當年家長激烈抗議轉用母語的學校。全港有三百多間中文中學，為甚麼這樣巧合，可以抽中一些有背景、有關係的中學做實驗，當中有人質疑究竟有沒有偏私，有沒有人走後門？
第三． 教育界質疑教育署口是心非，講一套做一套。教育署在一年前的視學報告中，清楚地指出：學生在中文中學得到的進步比英文中學明顯，報告說：「有些英中，學生不會主動發問，答案止於『是』或『否』；而中中老師發問時，學生都熱烈作答，並積極參與活動和討論，有些更提出明智及有創意的問題。」
最近，教育署公布一個持續五年，在56所中學，向13,000名學生的追蹤調查，調查發現：英語教學對中學生的英文水平只有少許幫助，但卻會拉低學生歷史、地理及科學等科目的成績。負責研究的學者指出，一名中中第三級的學生，其科目成績可以媲美英中第一級的學生；而英中對學生英文水平的幫助，並非家長想像那麼大，只要改良一下英文教學法，中中亦可以追得上英中。
兩個教育署的大型研究，一個來自督學，一個來自學者，都指出母語教學已初見成效，為甚麼教育署對母語教學仍然信心不足，要拆母語教學的台呢？為甚麼不能再堅持母語教學兩年，讓第一批母語教學的畢業生，在會考中與英中學生比併成績和效果呢？為甚麼教育署在母語教學的路上，開倒車，潑冷水，左搖右擺，口是心非呢？
代理主席，教育署最近突然推出的中英並行的教學實驗，由於匆匆上馬，最後方寸大亂。教育署竟然希望一些學校在學期中途，放棄原本的母語教學，立即改用英語授課，每所學校可獲得十萬元補貼，讓學生更換教科書，貫徹這項實驗。但是，實驗還未正式開始，教育界的疑慮和傳言不斷加深，究竟這個實驗是否仍然存在？是否名存實亡？是否改頭換面？是否壽終正寢？教統局必須解釋清楚。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教訓：因為過去的教育改革中，有太多一時興起，朝令夕改的政策，令教育界疲於奔命，無所適從，最後是誤了師生，害了教育。教署一聲咳，學校大傷風；教署做實驗，學校大混亂。張建宗說，要解僱不稱職的教師，教育界回應說，先解僱不稱職的教育署的官員，因為他們對教育失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教育統籌局局長的回應：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
有關雙語教學研究的目的和內容，我在十二月十三日回答楊耀忠議員的口頭質詢時已經作出解釋，但我亦很多謝張宇人議員今日再提出議案，讓我在這裡再就中英並行教學試驗計劃再作闡釋。今日我亦希望藉此機會，更詳細地解釋政府的語文政策和教學語言的關係。
特區政府的語文政策，是培養年青人掌握兩文三語，即中、英文和普通話。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母語或第一語言是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都是第二語言。所以，回答司徒華議員的提問，母語教學在香港是指以廣東話教學，目前政府無意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掌握母語與學習第二語言的過程，有很大的分別。人自出生便接觸母語，通過生活的體驗，潛移默化，自然地掌握母語的規律和運用，這是潛意式的學習。掌握第二語言通常需要經過正規的訓練，熟習文法的規律與詞彙的特性，這是有意識的學習，需要下更多功夫。
多項研究顯示，年紀越輕越容易掌握第二語言。除了年齡之外，尚有四個因素會影響第二語言的學習成效，包括社會環境、教師的能力、學生的特性和教學的條件等。社會環境是指社會對第二語言的重視程度、語言環境和日常運用的普遍性。教師的能力包括教師本身的語文水平、對語文結構的認識以及教學的技巧。學生的特性包括家庭背景、年齡、學習態度和方法等。而教學環境是指課程、教材、教學和評估的方法。以上每一個因素都影響學習的成效，而且環環緊扣，必須整體配合。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將會全面研究如何加強學習第二語言的四項因素，以提升年青人兩文三語的能力，陳智思議員亦是委員會的成員，大家可以將你們的意見向他反映。
政府的教學語言政策，是讓學生在最少語言障礙的情況下，掌握學科知識和發展高層次思維。社會上有不少人誤以為只要利用英語教學，英語能力自然會好起來。這種想法單純地把語文能力建基於語言環境上，而忽略其他學習因素，結果只會弄巧反拙。
語言學中受到廣泛認同的「閥限理論」（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指出，一個人的語言水平，反映他的認知發展程度。而母語和第二語言的運用能力必須達到基本水平，才可以有效地透過第二語言學習其他學科。否則，不單第二語言學不好，連對學科知識的掌握亦會大打折扣。
事實證明，自從一九九八年政府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政策以來，教育界普遍認同母語教學有助提高學生的認知及學習能力，不但令課堂內的討論氣氛變得活躍，更加速教學的進度和加強學習的深度。因此，政府將繼續全力貫徹以母語為主的教學語言政策，同時亦從多方面手，改善兩文三語的教學成效。
有鑑於部分學校的傳統是採用英語作為授課語言，長期以來亦取得良好成效，所以政府亦容許已證明具備適當條件的學校，採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在不影響學生掌握學科知識的大前提下，加強學習英語的環境。這些學校的教師和學生，都必須有足夠的英語水平，能應付教與學的需要。否則，我們不但達不到「添加性雙語能力」（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即第一和第二語言皆精的目的，反而會做成「削減性雙語能力」（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即在一種語言能力有所進益時，另一種語言能力卻被削弱。同時對學科的學習成效亦產生負面影響，因而減低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我舉出這些學理，是想說明如果我們要提高學生的兩文三語能力，絕不能單憑直覺，必須以事實辯證，找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過往中英夾雜的教學語言，「掛羊頭賣狗肉」式的英語教學環境，對學生所做成的損害已是鐵證如山，我們萬萬不能重蹈覆轍。
政府於一九九八年正式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政策時，曾根據學生能力、教師能力和學校的支援策略及措施三項準則，批准一百一十二所學校以英語授課。不過，當我們細心分析這些學校目前的收生情況，不難察覺到有些學校，有部分學生並不符合利用英語學習的基本條件，包括有些是第三、第四組，甚至少數第五組的學生都在英文學校內。從學校行政和運作的穩定性而言，沒有可能要求學校每年按照收生的情況來改變教學語言，但也不能因此而犧牲少部分學生的利益。我很同意余若薇議員的意見，教育應該為學生服務，要因材施教，所以我們一定要尋求辦法，讓所有學生也能通過適切的語言媒介，充分掌握學科的知識。這亦是進行中英並行教學模式試驗計劃的目的。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去年檢討中一派位機制時提出，由二○○一年起，派位組別將由五組減至三組，若情況許可，在二○○五年起，學生派位組別將完全憑校內成績決定。展望將來，二○○五年後每一所小學都會有第一至第三組別的學生。在這個制度下，將來中學校內學生的能力差異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很難確保每一名被派往英文中學的學生都適合以英語學習。張宇人議員建議以英語能力作為升中派位的唯一標準，這與教統會的建議及教育改革的基本意念有所違背。
學生之間存在能力差異，是十分自然的事，即使目前劃分五個派位組別，每所學校內的學生之間亦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差異。派位組別減少後，英文中學有可能取錄更多語文能力未達到可以用英語學習的學生。如何選用合適的教學語言，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夠充分掌握學科的知識，是英文中學必須面對的課題，假如處理不善，將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絕不能掉以輕心。根據現行的教學語言政策，英文中學基本上不容許用中文授課。到底目前英文中學如何照顧英語能力較差的同學，是我們關注的問題。我們絕對不願意見到不適合英語授課的學生被勸喻轉校，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但這個情況現時是存在的。
除此之外，學校還有兩個選擇，就是轉用母語教學或加強英語培訓，讓能力較差的學生可以追上。據我們所知，現時某些英文中學已有採取措施，幫助語文能力稍遜的學生，例如在開課前及利用長假期為學生提供以雙語進行的輔助課程。教育署的雙語教學研究督導小組，會先行全面了解英文中學現時採用的各種輔助措施，然後把其中一些證明有效的方法，在其他英文中學試行。
對於中文中學而言，教統會建議的派位制度，亦同樣會令他們取錄到能力差異較大的學生。由於這些學校採用母語教學，以上情況不應對教學語言造成新的問題。反而我們值得研究可否在母語教學的主體上，因應教師和學生的語文能力，以不影響學生掌握學科知識為大前提，嘗試豐富校內的語言環境，使學生在紮實的母語及學科基礎上，增加他們以外語學習學科知識的機會。這種增潤學習活動，適用於所有具備足夠第二語言能力的學生，因此不會在中文中學之間做成分化，亦有助學生在升學時，更容易適應以英語為主的學習環境。
對於已選擇由下學年在高中轉用英語教學，或部分科目採用英語授課的學校，我們有需要密切留意學生的學習成效和適應情況。研究結果對於初中銜接課程（bridging programme）的設計，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因此中英並行教學的研究主要會有三部分，包括英文中學處理學生之間語文能力差異的方法、中文中學在高中階段轉用英語授課的適應問題，以及中文中學在初中階段的增潤英語學習活動。教育署已成立督導小組，設計各項研究和訂立選取樣本的準則。小組成員包括語言專家、學者、校長和多位學校議會代表。小組在定出研究方案的細節後，一定會公布有關詳情。較早前有些關於研究的初步構想經過非正式渠道過早披露，以至引起無謂的揣測，這是令人遺憾的。我希望議員不要基於以往的資料作太多揣測，讓督導小組有詳細情況後，自然會全盤公布。
由於香港獨特的歷史因素和社會環境，討論教學語言政策往往滲入情意的考慮。但制訂政策必須建基於紮實的學理和驗證，所以我們必須進行嚴謹的研究，以便教統會在二○○三／○四學年檢討升中派位制度時，能同時協調教學語言政策。我必須強調，我們並無任何預設的政策取向，我亦衷心希望大家能以理性、客觀和科學的態度去討論問題。最後，我更希望校長、校董和辦學團體，不要以能否招徠學業成績好的學生，作為決定教學語言的主要考慮，而是眼於學生的利益。我亦寄語家長，在替子女選擇學校時，充分照顧子女的性向和能力，避免揠苗助長而弄巧反拙。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詞。
